近日，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等六个项目入选。
景德镇御窑厂出土的瓷凤首执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被业内称为“六大”，每年评选出6个当年具有重大价值的考古项目。本次入选的“六大”，共同为我们打捞起一段段沉睡在历史深处的文明记忆。
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长白山远古人类之家
和龙大洞遗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崇善镇大洞村，分布范围超过4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约50万平方米，是目前东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旷野遗址。
距今5万至3万年前，这里的古人主要使用黑曜岩砾石制作石器，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开发利用黑曜岩原料的遗址之一。黑曜岩又被称为火山玻璃，较脆，易于剥片，是制作石制品的优质原料，但我国史前以黑曜岩为主体原料制作石器的遗址并不多。
下汤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长白山地区的黑曜岩是从哪里来的呢？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廷介绍，和龙大洞遗址的黑曜岩主要源自长白山火山活动，但也有少量外来原料，可能是史前人类通过贸易、迁徙和文化交流取得。
徐廷认为，和龙大洞遗址是位于史前人类交通枢纽的关键地区的“十字路口”或“驿站”。它生动见证了东北亚史前社会的文化交流，除了黑曜岩原料的获取，古人的交流互动还体现在石器制作技术上。和龙大洞遗址第一期文化以石核-石片技术为主，与我国北方地区石器传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而第二、三期文化出现的石叶、细石叶技术，又广泛影响了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以及日本北海道等广大地区，在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东北亚地区现代人类的迁徙、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寺洼遗址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彩陶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这一遗址的发现有很多“惊喜”，不断刷新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东北亚古代人群生产生活方式的认识。比如具有象征意义的带刻划痕迹的骨片和石雕塑，可能与古人类居住相关的石圈遗迹，以及对于动物骨骼油脂资源的利用行为等有关，见证着古人类的技术革新、文化发展，完善了我们对旧石器时代的长白山地区先民更为具体的想象。
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万年稻作农业的实证
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面积约3万平方米。遗址贯穿新石器时代的始终，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不到一层楼的高度，浓缩了人类五千多年的生活图景：从下往上，依次留下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个阶段古人类的生活痕迹，为研究区域文化演变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供了连续性的新材料。
“这一遗址全景式展示了早期农业社会的丰富面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说。
周原遗址出土的刻辞甲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万年前浙江古村落什么样？考古发现为我们还原了上山文化土台林立、环绕中心台地的聚落形态及其动态发展的过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仲召兵介绍，在下汤遗址的北部和东部发现10多座上山文化时期的人工堆筑土台，基本呈南北向排列，构成上山文化时期最为醒目的聚落景观。“土台上分布有房址、器物坑等遗迹，代表了基本的社会单元，是上山文化及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突破。”上山文化先民不仅在土台上生活，可能死后也选择埋葬在土台上。考古学者分析认为，土台上的器物坑最有可能是墓葬，是一种特殊的丧葬形式。
下汤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的定居村落之一，为研究我国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样本，是我国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
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彩陶巅峰的创造者
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在这里发现了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黄河上游地区在文明探源的很多重要问题上模糊不清，马家窑是一个切入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委说。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一支强势考古学文化，距今约5000至4000年，是仰韶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寺洼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确认了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
和龙大洞遗址出土的线雕骨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郭志委介绍，聚落中首次发现史前时期近方形的三重“围壕（沟）”，其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为距今约5000年前，应是经精心规划和测量后修建的马家窑文化“国家工程”。三重“围壕（沟）”应同时存在和使用过，但有不同的功能。中、外圈为“围壕”，兼具防御和排水功能，内圈为沿“围壕”分布的“围沟”状生产生活区。郭志委特别强调，其他遗址的围壕都是近圆形，而这里近方形的三重“围壕（沟）”，很可能是我国（长）方形“城池”的雏形。
马家窑文化为何能成为史前彩陶生产和使用巅峰的创造者？本次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多线索。“围壕”内侧存在多处制陶区，可能是区域性制陶中心。郭志委认为，这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内容及模式。不同于农业资源丰厚地区，马家窑文化所处的黄河上游地区农业资源相对一般，但马家窑文化以高水平专业化彩陶生产、交换和贸易为特色，重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弥补了其他方面的不足，同样达到了较高的文明化程度。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影响甚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表示，马家窑文化位于中西文化早期交流关键地区、“彩陶之路”重要节点上。公元前4000年到前1000年的“彩陶之路”是早期中国文化向西传播之路，也是早期中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可谓“丝绸之路”的前身。沿着这条路，彩陶文化从黄河中上游地区，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越过广袤的欧亚大陆，最远到达中亚南部和克什米尔地区。
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西周最大的城址
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历80多年、几代考古人。为进一步揭示周原遗址时期聚落结构，近年来，周原考古以寻找墙垣体系与先周文化大型建筑为重点。发现了王家嘴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填补了以往周原遗址先周时期高等级遗迹的空白，为先周都邑判定提供关键线索。
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出土的金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介绍，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之一的一号建筑，由门塾、东西厢房、前堂、后室、前后庭院组成，类似前后两进院落的“四合院”布局，南北总长68米、东西宽34至37米，面积逾2500平方米，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为确证周原为先周都邑所在提供了关键证据。
见证周人崛起的周原都邑，到底是什么样的？种建荣介绍，近年考古发现西周时期的大城、位于大城西北部的小城、位于小城北部正中的宫城这三重城墙。三重城墙的发现，揭示了周原都邑的空间结构和布局，由此考古学者便可以将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铜器窖藏、墓葬等纳入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在这里，考古学者还完整揭露了大城东南门和宫城南东门，填补了以往西周城门发现的空白。两座城门结构复杂，气势恢宏，彰显王都气象。城台南北跨度95米，入城道路宽约30米，规模宏大、结构完备，在先秦城址中前所未见。宫城南墙外的壕沟里，发现大量人骨和200余片甲骨，其中可以辨识出180字，内容包括周王“呼令”诸侯等，改变了西周中期无甲骨的原有认识。
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末代楚王大墓现世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的高等级大型墓地。武王墩墓地位于占地面积约150万平方米的独立陵园，四周由周长近5000米的围壕围合而成。豪华陵园之外，主墓西侧分布有大型车马坑、大型陪葬墓，陵园南部还有大量祭祀坑。
一号墓，就是墓主人沉眠的主墓，更是十分豪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方玲介绍，一号墓为一座大型的“甲”字形竖穴土坑墓，距地表深14米，墓圹四壁有21级形制规整的台阶逐级内收至椁室盖板高度，宛如四周带有看台的体育场。墓主人就埋在“体育场”下。墓室土坑近正方形，边长约23米，中部由长条形枋木垒砌“亞”字形木椁室，呈十字形的“九宫格”状。墓主人就安眠在中部的方形棺室，棺室东西南北分列8个边室，其中盛放的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金银财宝，而是铜器、漆木竹器、乐器及支架、木俑、铜车马器、兵器等随葬品。
如此高规格墓葬的墓主人是何身份？东Ⅰ室出土的部分铜器上有铭文，其中包括“楚王酓前”各类自作器，为确认墓主身份提供了宝贵线索。考古学者结合文献史料、出土文字材料等综合分析，初步判断该墓主人是《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元”。成语“毛遂自荐”中，毛遂出面游说的楚王便是他。
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见证窑火千年不衰的瓷业传奇
2024年，考古工作者对景德镇14个从南宋晚期到近代的遗址点进行发掘，把这些零散的遗址串珠成链，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何以景德镇”的故事，并揭示出以瓷业为命脉的景德镇文化特质。
景德镇因瓷而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李兆云介绍，考古发现该地区从北宋到近代一直从事陶瓷生产和陶瓷贸易等活动。制瓷离不开瓷土等原料和烧窑所需的燃料，高岭瓷土矿遗址、东埠明清码头和古街遗址、建溪码头、樟村坞码头、詹家下弄、刘家下弄等遗址点的考古发掘，从原料产区、燃料产区、交通网络等角度证明景德镇因瓷而兴的历史。
同时，瓷业也深深塑造了这一城镇的风貌及文化。李兆云介绍，对泗王庙、天后宫和清真寺的发掘，体现出因瓷业发展，景德镇社会多元化加强，产生了多元的宗教信仰。景德镇的瓷器需要销往国内各地甚至海外，其中水运地位举足轻重。因此会有泗王庙和天后宫这样与水运相关的信仰，尤其天后宫作为海洋文化的象征，是新航路开通后福建商人参与到景德镇瓷器的全球贸易活动并定居景德镇的实物证据。清真寺的出土遗物，不但证明清真寺所在地从南宋晚期以来一直有瓷器生产活动，而且该区出土的阿拉伯幻方瓷、藩王用器、官搭民烧瓷器、道教用瓷、外销瓷等，揭示了其产品的丰富流向和其所面向的广大消费人群，以及复杂的文化交流情况。（记者 李韵 王笑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