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在京举行。获奖作品创作生产单位和主创代表、参评单位代表，在京理论、出版、文艺界代表，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人等参加。《人民日报》约请作家、编剧、演员、音乐人、大学教授、出版社社长等与会代表谈创作灵感、获奖体悟，力求推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丰富多样的优秀作品，让更多精品佳作惠及基层、惠及群众。
——编 者
图①为作家阿舍。图②为演员雷佳音。图③为编剧李宝群。图④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伟。图⑤为音乐人罗高丞。图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以上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从生活中来 到人心里去
从事文学创作之初，我主要写自己的情感与记忆，写对日常生活点滴的发现与领会，写记忆里那些印象深刻的人与事件，文学因此成为一个写作者个体心灵的映照。慢慢地，随着笔触的延伸，我的书写对象以及我的文学视野，既是自觉地，也是自然而然地在往外围扩大，在往深处探寻，曾经那些投注在自我感受与生命体验上的笔墨，开始更多倾注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个人与他人和时代的关系上。
这些变化带来了我对自身文学创作的思考——是因为生命的成长带动文学视野的打开，还是文学本身具备一股力量，或者说是一种要求，以一种无形之力，推动我下意识地去拓宽自己文学表达的疆域？思来想去，我觉得它们是相互给力并共同发力的。文学不仅仅是一名写作者表达自我的途径，更是一个具有无限活力的生命体，它会反过来影响和改变这名写作者的认知与审美，不断督促其在辨析自我、观照他人以及认识时代与世界的时候，多一种路径，多一种视角，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思考，多一份责任心，多一份悲悯心。
正是在这样一种对文学的认知下，我开始了《阿娜河畔》的创作。这是一次让我感触良多，收获也良多的文学实践。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积累了处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文学经验。《阿娜河畔》写的是包括我的父辈在内的兵团两代农垦建设者的人生故事。当一名作家要把自己的记忆放进历史和集体的记忆中时，就必须深刻认识这些情感与记忆所涉及的历史、人群和社会现实，从中找到可信而独特的表达路径。这样，一己之记忆，才能上升为历史与时代，一己之情感，才能上升为层次更加丰富的、能够感染和触动更多读者的情感。
无论作品的主题如何宏大，所要呈现的历史多么宏阔，都必须通过具体的个体、生动的情节、精微的细节予以演绎和揭示，必须回到具体的生命本身。本着这个创作原则，《阿娜河畔》比起我之前的创作，在视野的选取、情节的构思、人物的塑造和细节的安排上，有了一定提升。正是这些在细部的打磨，让小说人物的处境与选择能够被读者理解和共情。
其次，是坚定了立足于脚下的生活与土地的信念。文学需要想象与虚构，尤其是小说创作。但是，若没有历史和时代的现实，若没有生活和承载我们生命的土地，文学里的想象与虚构，将会成为无源之水而最终干涸。《阿娜河畔》写了一群朴素、坚韧、乐观的边疆建设者，那是一群在艰苦岁月里自强不息并善待他人和集体的人，我敬重这样的人，并愿意继续以文学的方式呵护这些人性之光。为了给《阿娜河畔》这部小说搭建起更具可信度与真实感的文学时空，我为这部小说准备了6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收获了大量的珍贵素材，更通过当事人的讲述与回忆，提升了自己对书写对象的认知，也打开了整部小说的书写空间。
生活与土地，永远是一名作家汲取写作素材、灵感智慧和信心力量的源泉。《阿娜河畔》的文学实践让我确信，文学从生活中来，它最好的归宿，就是实实在在地落到人心里去，用文学所应具备的纯正品质，去打动人、感染人、照亮人。《阿娜河畔》在书写两代农垦建设者的人生故事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探讨“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小说中每个人物的命运走向都在回应这个生命的基本问题。文学自有它的走向，好的文学作品，也自会以深入读者内心来确证其自身的意义与价值。（阿舍/作家）
用真诚的情感和表演打动观众
我入行时是话剧演员，后来进入影视行业开始演电视剧、电影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这三种艺术形式虽本质相同，表现形式却截然不同。所以我的感想是：表演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用自己已经有的经验衡量一切。表演的核心是通过感知发掘自身的创造力推动自己，跟随不同的角色更换人格，再从剧本的基调去揣摩自己的表达方式，在千变万化中保持不变，又在不变中千变万化，这应该是每一个演员需要用一生去学习的课题。
拍摄电视剧《人世间》时，我塑造周秉昆一角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我是东北人，周秉昆几乎和我父亲是同年生人，戏里好多角色我脑袋里打小就有原型。有时候一边演着一边就会想，这场戏要是发生在真实世界里，我父亲那辈人一起坐在小酒馆里喝酒聊天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没有特别纠结应该怎么创作，或者去做类型上的突破，我和角色有极强的共鸣，所以就索性放开，跟着剧本情节演。
但在电影《第二十条》的创作过程中，我确实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如何以喜剧的方式打开现实主义，用生活化的喜剧向观众讲述普法故事，是我们整个创作过程最核心的课题。主人公韩明的检察官职业，在老百姓眼中是神圣且神秘的。在这个职业中加入诙谐的部分，尺度很难拿捏。拍摄前我们在廊坊市人民检察院体验生活，当时一名检察官对我说：“佳音，我们检察官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正常人，也会吃路边摊，也会和媳妇斗嘴。你就演个普通人就行。”这句话一下打开了我，塑造角色的时候，以人为基础，永远不会错。所以我们设定在整部电影里，前面95％的戏韩明几乎不穿检察院的制服。先去演一个鲜活的人，再去演一个中年的检察官。放大韩明在家庭中作为丈夫、父亲的部分，通过更日常的生活化情节，让观众更容易代入人物的情感。
从《人世间》到《第二十条》，这种深入生活、贴近现实的创作体验，让我体会到：真正好的作品必须反映现实，贴近人心。作为演员的我们，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表演的意义是什么？这也是我初入行时经常思考的问题。演员表演是娱乐大众，还是塑造艺术？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与探索，我逐渐明白，表演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责任。我们的创作不仅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视听需求，更是为了在作品中传递积极的价值观，引领观众向上向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而演员如何用真诚的情感去触动观众的心，唯一的法门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实的表演源自真实的生活，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做生活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思考者，万事万物都会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成为我们塑造角色的养料。
感谢观众的包容与鼓励，让我们的创作拥有了存在的意义。在新时代的文艺道路上，我愿能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为文艺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微薄之力。（雷佳音/演员）
在原作的世界中“燃烧”
2020年初，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有限公司邀请我改编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生命册》。这部小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也是众多小人物的生命史。小说是树状结构，时间跨度50年，塑造了一个个独特丰满的人物形象，讲述了一个个精彩的生命故事。其主干是主人公离开乡村进入省城大学，又辞职下海，在多座城市漂泊闯荡，命运大起大落，最终回到故乡思索人生路。其间写了亿万富翁、各级干部、大学师生、电视主持人、厂长、工人、股民，还有众多乡村小人物、退伍军人……其中有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性演变的冷峻观察与解剖，对知识分子在困境中苦寻精神家园的沉思，对土地、乡村、历史文化的凝望，更有对生命的悲悯与吟唱。
从小说到戏剧，改编者必须融入原作构建的文学世界，充分“燃烧”。我们奔赴河南，渡黄河，过河滩，一座座村庄，一个个乡村人物，各样风土人情，让我有了强烈的现场感，深化了对原作的理解。小说作者李佩甫说，他用5年写了50年生命变迁，投入了50年的生活积淀和生命体验。我怦然心动，改编决不能败！
原小说30多万字，怎么在文字的海洋中打捞出一部剧本？戏剧是通过活生生的演员表演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实现审美的，怎么扬戏剧之长，又不失掉小说的文学之美，让观众获得戏剧与文学的双重美感？
时下的改编戏各有各的改编策略，我们的原则是忠实原作，在坚实的文学基石上按戏剧规律再创作。
提炼取舍是第一步。我们留住了原作最好的人物、情节、细节和语言。原作的文学性、诗性，强烈的人文意识、悲悯情怀、生命哲思，不能改丢了。戏剧必须浓缩集中，很多枝蔓人物、枝蔓情节尽数删除。
戏剧是情境和冲突的艺术，是在精心构置的戏剧情境、戏剧冲突中塑造人物的艺术。我们全力构建戏剧情境，强化戏剧冲突，确定全剧结构，保留树状结构，主干是主人公一段段命运旅程及其复杂丰富的心路历程。枝干是原作最丰满最生动的骆驼、老姑父、虫嫂等人的生命故事，互相支撑互相深化。
戏剧即人学。塑造独特鲜活丰满的人物是成功的关键。我们反复梳理每个人物，建立人物的行动线，内心动作线，让人物层层深入，让剧情张弛有致、高潮迭起。每场戏的处理、演员怎么发挥都做了周密推研。
传统话剧单一的写实再现已不足以表现《生命册》复杂丰富的生命内容，必须寻找新的形式。我们采用叙述体与戏剧体结合，写实再现中融入写意表现，象征、诗化、内心外化等多种手法，并调动舞美、灯光、音乐等舞台手段，加强冲击力和感染力。
改编历时3年，八易其稿。2023年5月至今巡演82场，反响强烈，已做了13次修改。今年将推出巡演版，未来3年将商演220场。我们希望不断打磨，让这部戏演下去、留下来。
改编优秀小说已成为当下戏剧的增长点，激活了演出市场，也把文学带回了剧场，给戏剧输血补钙。陕西人艺坚持改编茅奖作品，打造文学剧院，用精品闯市场，让我备受鼓舞。（李宝群/编剧）
扎实科学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没有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经济学者，我体会到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重要的是要做到以下四个统一。
一是必须坚持把经济学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起来。通过深入扎根实际，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发现问题，概括典型的基本事实，形成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本概念和重要范畴，推进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术语革命”。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实践，创造了历史性的成就，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土壤。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明创造，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必然也会是前无古人的，这些都迫切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予以系统的阐释和回应。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是必须坚持把经济学的思想性和逻辑性统一起来。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要强调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提炼的范畴、概念和思想观点，也要强调分析范畴和概念及思想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包括问题和范畴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制度动因的分析，也包括相互间的经验实证和数理关系的阐释。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揭示经济现象之间的较精确的数理联系提供了有力的算力和网力支持，但也产生了更多新的信息和不确定性。这种新的信息及不确定性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算力提升速度。因此“多维陷阱”的存在要求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方法上，必须把历史的制度分析与实证的数理分析统一起来，进而使其思想性和逻辑性能够有机统一。
三是必须坚持把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起来。经济学作为历史的科学，首先是植根于特定民族、国家经济具体发展历史实践，然后以本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影响世界，进而使源于本民族、国家的经济学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只有真正能够解决本民族发展问题，才能真正成为影响世界的经济理论。同时，任何民族经济的发展在开放条件下都不可能是封闭的，其经济学的发展同样必须在开放中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首先需要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植根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必须借鉴建立在各国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学，并逐渐形成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全球性广泛影响。
四是必须坚持把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统一起来。经济学是科学，其要义在于揭示客观经济规律。但作为社会科学，考察客体具有历史性，考察主体具有价值取向性。这就要求，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阶级性相统一的典范，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来看，从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来看，重要的就是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社会科学在中国成为科学，严格地说是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不断获得发展。（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让文字在热爱里向上生长
我是一名词作者、原创歌手，也是一名在深圳生活近13个年头的“新深圳人”。我曾因热爱音乐“北漂”，两年后并无多大起色，南下深圳工作后朋友们以为我放弃了音乐，但我觉得其实热爱藏在每个日常。长达10多年，我的作品主打自娱自乐，但我依然乐此不疲。2017年，我创作的《中国很赞》，伴随着人民日报社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发起的“手指舞挑战”流传开来，微博话题阅读量达11.8亿，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我的音乐作品，可以影响到很多人。2021年，我又受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的邀请创作了《少年（建党百年版）》，作品入选了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对于一个“无名”的超龄“少年”，这是一个超大的鼓励，也是鞭策。
除了做音乐，我还在做“文化出海”，文娱作品的海外传播是促进国际交流和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我也在积极尝试以双语音乐作品的方式，更有生命力地向时代、向世界表达中国，我想这也是当代创作者应该去驰骋的“星辰大海”。
城市很像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深圳就像是一位有超能量的朋友，不仅精彩演绎着中国故事，也影响着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这里开遍奇迹之花，所以我写了《绽放》。“理想不可丈量，纵有轻狂，等我登场”，歌词记录的深圳青年是中国青年的缩影，创作者要勤于记录这片文艺沃土上的鲜活故事。
犹记得看完舞剧《咏春》后内心的震撼，所以我写了《光芒！》，歌词用了非常多“我”字来记录当代青年的“主人翁”精神。我想，打造精品是一种“慢力量”，当用时光所浇灌的玫瑰盛开之时，美丽便已在绽放中自行诠释。
我很幸运，能在热爱的领域有一些作品被听到。但我也会记得21岁那年生日，在北京高碑店的合租房里看着刚煮好的俩鸡蛋，却在电话里答应老妈去吃大餐；会记得刚到深圳时，住在白石洲拥挤的合租房与室友畅谈着超“敢想”的梦想，并且鼓励彼此大胆想……那些成长中暂时不被看见的时光，其实都是蹲下蓄力的时刻，真正的热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让梦想发光，也让文字在每一个日常里生长。
文艺有种魔力，可以连接不同年龄、职业和人生经历。它可以让建筑工人与专业演奏家一起弹钢琴，也让50多岁的外卖诗人赶着时间在文字里低空飞行，他们深深扎进生活，把经历酿成美好的作品。我想，文艺从来都不是目的地，也不是一份职业，它更是灵魂的栖息地。
我会一直热爱创作。在白石洲的大排档、红树林的晚风中，在戛纳的海岸边，在每个起飞又降落的日子里，用文字凝聚时代的缩影，用每一个鲜活的个体串联时代的印记。
我会继续以自己稚嫩但有力量的笔，“用热爱扬帆，把未来写下”。（罗高丞/音乐人）
为人民出版好书 为时代画像立传
中国出版集团的获奖作品《奔跑的中国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菌草技术的发明、普及和应用过程。《为什么是邓小平》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多角度讲述邓小平同志的精神风范和领袖魅力。这次获奖更加坚定了我们以优秀作品体现国家意志、书写人民关切、深入时代现场、引领审美品位的努力方向。我们对主题出版有三方面的理解。
一是出版记录时代、时代孕育主题。鲁迅先生说，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心声”即文艺作品的起源。文艺作品是时代风貌之反映，文学主题是现实生活之产物，而出版总是通过选择优秀作品，或正面或侧面、或宏观或精微地留存历史进程，形塑集体记忆。优秀出版物须有从“小我”走向“大我”的志向，有正面书写时代的雄心，有更上层楼、总览全局的视野，有深沉的历史情怀和高远的审美追求。
筛选作品亦如此。一本书只有融汇历史厚重，才不会远离现实使命；只有感悟时代变化，才不会丧失传世信心；只有触发心灵生机，才不会丧失审美品位；只有和人民站在一起，才能风清不杂、事信不诞。一切真善美，都是主旋律。发现真善美、弘扬主旋律，让优秀作品经典化，正是出版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历史为传统奠基、传统为主题护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成立之初确立“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办社宗旨，之后始终不忘为人民出好书的初心，《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四大名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及《沉重的翅膀》《活动变人形》《白鹿原》《尘埃落定》《长征》等深受读者喜爱。“红色基因”一直是三联书店最浓的底色，它出版的《资本论》《西行漫记》等书，对中国革命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
我们坚信，只要出版社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精品意识、聚力品质品位；多些工匠精神、少些急就速成；多些价值定力、少些浮躁跟风，就定能用自身传统为主题好书的涌现保驾护航，为出版品牌应对时代之变提供底气。
三是技术赋能出版、人才创造内容。出版发展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出版一方面须利用新技术为产业赋能，另一方面须始终坚持内容产业的定位。谁创造内容？当然是人才。出版社有培养名编名家的经验，有编辑深度参与创作、与作家亦师亦友的佳话。这次获奖的两本书也运用了这一经验。在新时代如何鼓励青年编辑以新方式参与宏大叙事、重张理想主义、提高站位和水平，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次获奖是鼓励更是鞭策，我们将努力出版更多主题精品，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出版力量，让真善美的主旋律唱响全社会。（臧永清/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