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作出的科学判断。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与“根脉”，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在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等不同维度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观念，并在建构具有民族担当、历史自觉和人类价值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呈现为主体文明、共享文明、生态文明、天下文明等四个向度。
全面发展的主体文明
文明归根结底是人的文明，文明的发展程度与人本身的发展程度具有历史一致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其首要意义上，是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在新的文明实践中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西方现代文明甫一展开，充当“真正的历史主体”的就不是“人本身”，而是“能动的”资本。资本具有了“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丧失了“独立性和个性”，人的命运总是受到资本的抽象支配。这种现代文明，被恩格斯视为“隐蔽的奴隶制”或“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在此境遇中，人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只是“能动的”资本的一个客体性存在。一方面，资本主义把人类的物质文明变成了物欲的狂欢，“物化”“物象化”“拜物教”等概念表征了现代人异化的生存样态；另一方面，“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资本主义文明虽然构成了现代文明最初的甚至是普遍性的形态，但并不构成最终的、整体态势的命运，需要被人类所扬弃。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古代社会——人对自然的完全依赖阶段；现代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未来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始终充沛着对“学以成人”“君子人格”“内圣外王”等完整人格的追求。习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这一论述，是对主体文明观念具体而深刻的表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上，建构并谱写现代文明，并在实际的文明成果中赋予人以真正的历史主体地位。这一全面发展的主体文明，其核心要义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状态下人的异化生存样态，使人从压抑性单向度的人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人民本位的共享文明
人不是孤立的个体存在，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明的进步不仅仅通过人本身来体现，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表征。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不同的文明发展程度。
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虽然超越了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中的相互依赖状态，但却形成了“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其原因在于，“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由于“物”本身的中介而疏离、陌生了，而且更加呈现出一种“非人”的关系。作为“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的资本权力，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权力”，更是一种“政治权力”。资本的这一支配性权力，最终造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和剥削，使得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物质文明成果为少数人所垄断。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理念、政治模式、制度设计以及整个社会运行，都是以资产阶级能够获得利润为原则，并最终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核心要素的议会，其本质上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这一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可见，资本主义文明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私享文明。
基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未来社会要“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改变财产的社会性质，让资本“失掉它的阶级性质”。与此相契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大同”“小康”“和合”等理念和构想，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而鲜明的价值目标和文化追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和构建，之所以能够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共享文明。而共享文明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性关系，而是平等和谐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党重视规范和约束资本的逐利本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注重教育引导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与此同时，我们党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民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实践中，无论是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还是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无论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的确立还是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无不彰显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特征。
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自然界的边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存在论限度。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对抗性关系，而生态文明则彰显着一种全新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观念。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带来文明的机能失调。资本主义文明下，人与自然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资本主义文明在将自然祛魅的同时，“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把自然降低为被征服、被物化的对象。建立于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之所以不可持续，就是因为其经济增长是以掠夺自然、破坏自然为代价的，而“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质变换关系，人应通过劳动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恩格斯强调，“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立足这些理论资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即超越那种把自然作为被压榨、被掠夺的对象的观念，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扭转为和谐共生的关系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并不和工业文明或经济增长从根本上相对立，它只是和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增长主义相对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也不是消极地顺应自然，而是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实现生态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在此意义上，“和谐共生”是人与自然的积极和解，不仅是一种共处方式，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方面，通过产业生态化，提高生态经济效率，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创造金山银山时保护好绿水青山；另一方面，通过生态产业化，使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经济价值，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融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中，致力于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协和万邦的天下文明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以资本主义文明为标志的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西方中心论”的自我优越意识，最终导致文明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这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方面体现为“中心—边缘”的一元现代性模式。
马克思所批判的“虚幻的”共同体正是这样：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共同体。“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以它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这种创造方式却是极其不平等的“从属”关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国与国之间的“从属”关系，凸显出现代政治解放的未竟之处，更反映了文明时代的政治野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不会称王称霸。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兼爱非攻”“以和为贵”“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等思想，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集中展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
由此可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明的内涵上就是主张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相互依存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结构性超越，即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超越“中心—边缘”模式，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命运与共是对“文明冲突论”的系统性批判，即在文明交流中加深对不同文明间差异的认识，承认各民族国家文明的独特性，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从全人类共同福祉出发，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合作共赢是对“国强必霸论”的总体性解构，即坚持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力求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当代中国关于文明的“自我主张”和“自我创造”，它变革并定向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航道，必将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彰显世界历史意义。（王庆丰/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