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我国经济处在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重大关口，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规律，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生产力发展实践出发，经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反复比较和思考，提出的具有很强理论解释力和现实针对性的原创性概念。“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又一标识性概念。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的深刻内涵，对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超越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传统生产力理论是在自然经济和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那时候的生产力不是很发达，经济发展中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这一条件下形成的传统生产力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产出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自然经济和短缺经济的诉求。例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略环境污染；更注重追求人口红利，而不是人才红利；更多依靠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及后发优势的模仿性技术进步，追求低成本扩张；等等。传统生产力理论为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对于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始阶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但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传统生产力理论面临着解释力的局限和挑战，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新经济现象、新劳动资料时，比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智能设备等，既难以形成具有穿透力的理论指导框架，更难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措施，面临范式变革的压力。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深刻指出“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并要求“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工作水平也要相应提高”。当前，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同时，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传统生产力理论难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迫切呼唤形成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我国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提升经济发展的结构、效益等，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顺应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符合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现实需要。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迭代提升，强调通过创新推动生产力的质态跃升而不仅仅是规模扩大来促进经济发展。相对于传统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它对传统生产力理论所不能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比如如何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质量、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等。其中，“新”表现在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基础设施以及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等；“质”表现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推动生产力质态跃升。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推动技术和业态层面的创新，又要推动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在经济思想史上首次提出
从经济思想史来看，经济学总体上是在解决实践问题中发展的。然而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西方经济学并没有从宏观层面对生产力问题进行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优势进一步彰显。
1776年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自此一段时间经济学的发展，被马克思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国家如何致富以及财富如何分配。比如，亚当·斯密强调分工能够提高效率，并以造针为例说明以分工的方式造针比单个人造针效率更高。大卫·李嘉图主要研究的是价值问题、国际贸易问题、分配问题等，并提出了比较优势概念，认为分配应有利于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将用所得进行社会再生产。让·萨伊提出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认为不管产量怎样增加，产品都不会发生过剩。在这一时期，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经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这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打破了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应对和防范经济危机成为迫切需要和研究重点，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凸显。约翰·凯恩斯把消费提升至重要地位，认为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并主张政府要实行积极的扩张性政策以阻止经济下滑。阿瑟·拉弗等人主张扩大供给，创造更好、更符合需要的产品，在新的层次上打开新的市场。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主张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期经济增长基本一致的水平，其他问题则由市场去解决。在这一时期，宏观调控主要解决的是总量问题，而对于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过多关注，因此也没有对推动生产力进步的问题作出回答。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和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经济学研究五花八门，形成了诸如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分支学科，但主流是研究经济周期。经济学者着重分析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并试图找到应对经济周期的办法，视野更多集中在创新方面。比如，西蒙·库兹涅茨对新技术如何引领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指出在某个时期的基本技术条件发生革命性变化将引领一个新的时代。约瑟夫·熊彼特提出创新带动了经济发展，创新是革命性创新，引发的是质变，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埃德蒙·费尔普斯同样认为创新与经济发展有着内在联系，但他是站在传统生产力的角度讨论创新。在这一时期，经济学着重关注的是如何应对经济周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稳健发展，对创新的讨论大都是从传统观念出发进行思考和讨论。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大都专注于解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在“大萧条”之前主要研究财富的创造、分配和价值规律等，在“大萧条”之后主要研究应对经济危机和宏观调控等，致力于寻求经济稳定发展，目的都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等，大都是一些企业的自主选择和基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并不能从自身出发提出顺应发展要求的生产力理论。
春江水暖鸭先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上世纪末已经崭露头角，能不能勇立潮头，关键在于能否站得高、看得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趋势，深刻洞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深刻洞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面临一些掣肘，深刻洞察新的生产力质态已经在我国发展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提出新质生产力并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概括。新质生产力的原创性，既体现在牢牢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也体现在注重解决我国发展的现实问题，还体现在注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和重大理论创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分析了生产力发展如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创造性的因素。马克思强调“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他认为协作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可以形成新的生产力，“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他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指出“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解放社会生产力，具有指导意义。同时需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19世纪的产物，在当今社会面临着多方面的新挑战，只有经过创新发展才能更好指导我们的未来发展。
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现实性、适用性与实践性，找到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同志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还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只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抓住创新这个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强调“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牢牢把握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规律，强调“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指出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牢牢把握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这一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强调“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求“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对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问题作出深刻回答，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取得新成果，嫦娥六号首次月背采样，梦想号探秘大洋，深中通道踏浪海天，南极秦岭站崛起冰原，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
总的来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突出体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并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新时代新征程，在把新质生产力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会更加充分领略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更好以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李义平/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