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1955—），四川安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美学学会原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协会原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协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七届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主席，教育部中国书法指导委员会委员。著有《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文化战略》《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大国文化复兴》等著作50余部，在国学、中国美学、书法美学等领域发表论文500余篇，致力于中国文化和美学的世界化。
文化自信是关键因素
记者：王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访谈。当前，随着《哪吒2》在海外热映，“中国文化出海”再次引起大家关注，请您谈谈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把中国文化送出去”，以及《哪吒2》在中国文化“出海”方面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
王岳川：“中国文化送出去”是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意义重大。我198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青年教师访学时，多次拜访请教宗白华先生。宗先生长久不说话，最后说了两句警彻的话：“1930年代，我们是开窗，让欧风美雨吹进来。现在到了1980年代，我们应该开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季羡林先生换了一个词，把中国文化“送出去”。季先生说：“我在国外待了很多年，西方人看不上中国文化，我们就送，白送还要送，还要坚持送，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送不可。”受宗先生、季先生启发，我出版了一本书《文化输出》，认为在大国崛起时，国家应可持续不断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坚持“文化输出”。我们有责任把正面中国形象展示出去，把综合儒家思想、道教思想、禅宗思想所呈现的新国学经典思想展现出去，让世界看看中华民族是个爱和平、爱人类的优秀民族。在我看来，14亿人的大国形象如果不立，当何以堪？！东方大国长期没有声音，谁来为东方大国说话？只能我们自己申说！
《哪吒2》就是一个发出中国声音的好例子。哪吒本身是中国文化形象的一个标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它在海外的成功放映，是中国文化送出去的一次成功尝试。影片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现代抗争叙事重构传统神话，深入挖掘“莲花化身”“混天绫”等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美学融合，运用侗族大歌、唢呐等民族乐器，将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艺术手段相结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视听盛宴。如果细细看！从角色的服饰、肌肤乃至毛发等细微处，都流露出中式美学独有的雅致韵味，这项技术正是全球首个“动态水墨渲染引擎”——使3D动画首次实现了毛笔在宣纸上晕染渗透的实时模拟，将中国美学的写意推向新高度。从《黑神话：悟空》到《哪吒2》，这些成功案例的最大共性，在于既关注全人类共同情感体验，也凸显中华民族自身文化底蕴和审美意趣，自信地展示水墨山川、传统乐器、古典建筑等中国元素，让海外观众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归其成功的原因，文化自信是关键因素。
重建全民文化身份认同
记者：谈到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您如何理解中国文化自信？
王岳川：人类需要不断认识自己反省自我。《论语》说：“吾日三省吾身。”《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面对历史扪心自问，我们对于自己处身的文化究竟了解多少？面对世界扪心自问，世界对于中国又了解多少？这就需要从世界视域下理解中国文化与文化自信。
历史上，中华文明的影响源远流长，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曾经滋养了西方文化，如“四大发明”对西方影响殊深。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霸权主义急速升级，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奉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上封堵中国，中国文化崛起受到挑战。在全球化持续加深的当下，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也需要相应提升，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东方的，也是国际的、世界的。越是世界化，越需要民族化；越是经济全球化，越需要文化本土化；越是现代化，越需要多样化；越是科技化，越需要人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当代文化创新打下了五千多年的坚实地基；中国有古代骄人的创造和奔月的动力，在近代疲弱落后之后当代中国高新科技正在进入世界前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展示的中国文化精华，让世界充分感受到中华文明希冀更好地融入世界并推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了解与交流的善良愿望。这一切让我们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中，充满文化自信。如果说，20世纪初中国的任务是如何“开窗”而让“西风东渐”，那么，新时代中国的任务是如何开门，让中国文化精神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作为东方大国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西对抗论”的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调整并左右世界文明新进程。在西方将中国作为对手的关键时候，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这一关键作为表征为：重建全民文化身份认同。
确立中国文化身份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全球化，您认为如何在世界视域下建设中国文化自信，从而消减文化自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使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世界化，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王岳川：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民族个性的表征。一个人没有文化会轻飘飘，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则会危机四伏，一个民族如果文化沉沦、丧失灵魂深度，其处境将极其危险。在世界视域下建设中国文化自信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兴起，西方的文化语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文学艺术等渗透到势力所到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丰富性凋敝的开始。诚然，欣赏西方的差异性文化是一种文化包容，然而，珍惜本土文化则是一种根本的文化自信。不会欣赏差异性文化的民族是短视的民族，而漠视自己文化的民族则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回顾世界大国兴衰更迭史，一方面需要尊敬他者、欣赏差异，文化才有开放性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始终不能失去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这样文化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其次，要通过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确认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文化身份”这种与他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强大的话语压力下、在对传统的虚无的批判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整体上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失语了，沦为西方现代性的边缘或附庸。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没有自己的身份标记，就会让其他国家辨识起来比较困难。“他者”进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从而失去中国立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建，当务之急在于中国文化身份更高层面的重新确立。当前中国经济日益发达，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重视呈现中国文化身份，增强文化自信心，展现中国文化特色与风范。
最后，要辩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五四运动后的一百多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诸多挑战，如诗歌大国地位名存实亡，学生更喜欢看美国大片；音乐大国地位渐行渐远，西方音乐传播更广；书画大国地位岌岌可危，小孩子画动漫、油画比例上升。重建中国文化自信，应防止自卑主义、奴性主义，就是西方一切都好、中国一切都不行；也要防止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认为中国一切都好，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要看看哪些已经变成死的、僵化的文化，就坚决抛弃之，诸如裹脚束胸等；要看看哪些文化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我们的硬盘需要整理一样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集中使用的“文化群”；要看看哪些是可以弘扬光大的还有生命力的文化；要看看哪些文化经过与西方思想碰撞以后变成了新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不仅滋养中国，还有可能变成世界的共识框架。
书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记者：书法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处于核心层面。您提出了“文化书法”的概念，您认为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进行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书法应有何作为？
王岳川：书法是中国独有的艺术，世界上能够以文字书写成艺术的唯独中国的汉字。汉字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汉字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世界化的当代，中国书法向整个世界呈现出鲜明的中国身份，在东西方艺术对话中坚持了中国立场，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代表了中国指纹，在中国文化创新谱系中展示出中国的文化细胞和基本内核。书写传承汉字的中国书法是最独特、最简洁、最重要、最具有连续性的，是中国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境界。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首先，书法承载着汉字的演变，从甲金篆书到行草楷书，汉字的历史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演进，成为一个民族文化记忆，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感召力，是恢复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方式。其次，书法与国学经典紧密相关，历代书法家通过书写经文，保存和传播了儒家、道家、佛家等经典思想。书法与文学、音乐、美术、建筑等多个领域相联系，丰富了其人文内涵传承鲜活的中国思想。最后，书法具有广阔的人类文化空间——书法与亭台楼阁、书法与园林、书法与文庙、书法与孔庙、书法与佛庙等。书法的广阔空间还表征在千家万户写书法，书法代表着文化传承不绝的精神和实践，书法是生命的净化器，书法是人生的心电图，书法是引领人们提升前行之道。如今已经有一亿多外国人在海外学习汉语，将汉字用毛笔书写出来就有可能成为书法。
我在40多个国家讲学，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美学。在同美国书法家交流中，我感到中国书法文化海外输出的优势所在。书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在孔子学院遍及全球，全世界学习汉语人数已有一亿多的情况下，书法国际传播对中国文化外交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文化崛起的关键时刻，我们要重视发挥中国汉字书法的重要作用，使书法和书法研究不再局限于昔日的辉煌，而是积极参与到今日国际性的新话语体系构建之中。我们的书法发展观应基于文化的总体发展和变革，站在超越书法技法的高度，看到书法调适文化差异、弥合文化对抗的文化力量，推进中国书法文化的可持续输出。
国学是大国之学
记者：说到中国文化，近年来，“国学热”持续升温，您认为在中国文化“出海”过程中国学有何重要作用？
王岳川：一国有一国之学问。国学在文化复兴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在东方智慧中具有不可忽略的核心地位。今天全世界不仅仅是全盘西化或者是现代化，全世界尊重每个国家的精神财富和它的文化建设，中国文化的哲学、文学、艺术等，包含着“经、史、子、集”的国学经典，应该为人们所欣赏。我们可以充满文化自信地说：国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份瑰宝，和西学一样值得全世界的人们尊重、学习和践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学是大国之学，是本民族精华之学，是不可丢弃，但也是不可迷信的。在全球化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政治、经济、军事要崛起，文化也同样要崛起，东方和西方要进行平等对话。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东升西降”的新态势已经呈现，这时候谈国学不仅有了一种传承的意义，而且还有一种保持中华文化的命脉，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新的世纪重新发扬光大的意义。让天下每个人都能接触东方大国的国学，国学不是教授们的专利，国学不是那些皓首穷经们研究的结果，国学是千千万万老百姓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一份瑰宝，是中国形象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文化输出中，国学的根本要义在于：让坚持丛林法则的霸权西方明白“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仁本》）让国人体认“武平天下，文亦安邦”的祖训。对学者而言，需记住孟子真言：“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仁是人的心灵，义是人走的路。放弃正道不走，丧失了善良本性而不知道去寻觅，可悲！这在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的文化建设意义。
做学问应有真切的文化自信
记者：最后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学术心得？
王岳川：我体会到，做学问坚守中国立场和文化自信很重要。长期以来，学术界流传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即认为民国学者——1911到1949这30多年的学者，比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学者水平要高，故而大捧民国学者为大师。我的看法是：新中国学者一点不比民国学者差，甚至超过了民国学者。如美学大师宗白华、朱光潜的美学著作远远超过了民国美学；冯友兰、张岱年的哲学和哲学史著作，同样超越了民国那些半部哲学家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做学问首先应有真切的文化自信。
事实上，在学术文化领域中国际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东西方世界共同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学术应该参与到建立国际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当代理论家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态中寻找中国式的文化光辉和美学神采。
在漫长的学问之途，我坚持十六字心经：“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在我看来，没有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我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经典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北大执教多年后，则转向中国立场的国学研究，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
这表明我的知识结构、心理结构和心性视野的内在调整，也是我对自我思想的清场。不断扬弃旧的知识结构，寻访历史的思想残片并进行自我揪心问题和历史灵魂的对话，是个人学术调整的真实意图之所在。
学问漫长，人生短暂。正是在这种学术理念的介入中，我没日没夜地苦读、苦思、苦写，并尽可能地正视自己的弱点、盲点和误区，从而与时俱进地得以真正面对真实的学术和真实的自我。（记者孙强 祁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