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中国大地 书写世界历史——访历史学家马克垚教授

  人物简介：马克垚（1932—），山西文水人，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有《古代专制制度考察》《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封建经济政治概论》《困学苦思集》等，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世界文明史》《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等著作。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记者：您从事世界史学科研究多年，几乎见证了新中国世界史学科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发展壮大的过程，能否为大家介绍一下您所经历的世界史学科变化？

  马克垚：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没有自己的世界史学科，那时大学里的历史系只教授西洋史。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各大学的历史系都效仿苏联开设了世界通史课程，与中国通史等量齐观，这才建立起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我也就是在那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52年到1966年，可以说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第一阶段，那时的教学与研究都有了良好开端，编写了不少教科书和史料集，特别是周一良、吴于廑牵头，举全国学者之力编纂的四卷本《世界通史》教材，成为各高校历史系长期通用的教材，我也参与了第一卷的编写。当时也开展了世界史的研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论文，有条件的高校还陆续进行了对亚非拉地区史、国别史的研究。不过，这时的世界史还比较幼稚，大部分学者都是根据有限的史料和二手著作进行研究，教材和研究的观点受苏联学者影响很大，指导思想上马列主义也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使有限的研究也时断时续。

  世界史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的学术主力是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培养的学者，他们的旧学根底没有老一辈学者深厚，只能在艰难中摸索。不过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他们能够解放思想，探索重大的学术问题，在当时也作出了一定贡献。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参与一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这次讨论改变了过去对马列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解放了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这一时期，林志纯先生带头创立了较为完备的世界上古史培养基地，培养了一批能识读上古史原始资料进行研究的人才；吴于廑先生提出了世界通史宏观体系的思想，并且组织国内学者编写具有新思想的世界通史；前往海外留学的人也大幅增加，他们归国后成为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有生力量。

  经过思想解放和人才积累，我国世界史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迎来了大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时学者的主力是改革开放后培养的学生，他们有扎实的语言基础，熟悉世界史学科的国外理论和方法，具备真正的研究能力。他们的大量著作能够在原始材料和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研究领域。这时的研究条件也大为改善，图书馆购买相关图书资料的经费比较充裕，互联网数据库的发展也使国内学者能够接触到大量一手文献。这一阶段出版的大量专著、论文，能够及时追踪国际学科前沿，并不断开辟新方向、新领域、新热点。

  可以说，我见证了我国世界史学科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飞跃，现在已经达到可以到国际史坛上和同行交流讨论、一较高下的水平。不过，虽然我们的世界史学科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仍然存在许多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

  记者：您所说的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克垚：首先是发展不平衡，欧美史部分比较强势，亚洲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等部分相对薄弱。我们是亚洲国家，可是我们连对许多周边国家都缺乏研究，日本史研究相对比较强，但我们的日本史研究和日本对我们历史的研究相比仍然差得很远。由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应用学科，如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等，和现实联系比较紧密，发挥的作用也大，国家也比较重视，在招生、就业方面明显好于人文学科，这样造成世界史学科整体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像俄国史这种分支学科已经萎缩，亚非拉地区史发展更是缓慢。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为例，原有100多名在编人员，中国史、世界史各占一半，世界史可达60人。可现在整个在编人员只有60多人，世界史人员仅20多人。自世界史被提升为一级学科以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人员数量虽有所回升，但和中国史相比仍然不够多，质量也有待提高。熟练掌握多门古代语言或现代语言、达到研究原始资料水平、又熟悉国外史学理论方法的人员还不是很多。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国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现状，远远不能应对我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当然，更重要的差距是缺乏理论建树。现在许多世界史研究文章和专题都写得十分深入，能做到仔细梳理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引证大量的原始材料，但基本上是在外国人原有的理论体系上发展，缺乏自己的理论思维，提不出自己独立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追溯起来，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起源于19世纪欧洲的兰克学派，他们以科学的方法结合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来研究历史现象，使历史成为独立的学科，也决定了我们发展这一学科先要向欧美学习。所以我们推进历史学现代化进程中使用的许多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都是欧美国家创造并使用的。然而，学习了人家的理论和方法，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别人的话语所控制、循着别人的路径前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挪用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概念理论而不自知。

  记者：您可否详细谈一下“西方中心论”？

  马克垚：大部分人谈到“西方中心论”，认为它指的是以欧美为中心来论述的世界史，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地区的地位。实际上除了这种数量意义上的解释，“西方中心论”还是一种隐含的意识形态，它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强调一线论，看不见世界多线发展的存在。经济研究中我们使用的古典经济学及其派生理论，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等，还有如今文化研究常提到的文化记忆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等一系列理论，也都来自西方人对历史的总结，这里面有一些是普遍性的真理，还有一些是属于西方的特殊性理论。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人看世界的结果，其中许多内容隐含在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中，包括了对第三世界历史有意无意地轻蔑、误解，最终表现在书写出来的历史中的方方面面。例如，在环境生态方面，戴维·兰德斯认为热带不如温带，用这种理论来贬低非洲，而魏特夫则认为干旱地带的灌溉系统是使地区发展缓慢的原因，以此来诋毁亚洲国家。政治与社会方面，东方专制主义的“神话”最为知名，他们将中世纪封建社会长期分裂割据视为造就了自治城市发展的土壤，城市市民在争取自由自治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现代国家。相反东方的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统治者行为不受约束，城市则是作为受奴役的政治中心。这种偏见使他们进一步得出了东方各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靠自己实现不了现代化的结论。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说法大部分已经不能成立，西方的城市远不都是自治的，而是往往等同于君主下面的一个封臣、受君主的控制。而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和印度，也都有强大的自治城市。西欧很多国家在中世纪晚期发展出了新君主制，也就是专制主义的统治，汉学家谢和耐甚至认为中国清朝的专制没有法兰西路易十四时期的专制厉害。

  记者：这种叙事模式对我们的史学研究和教材编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马克垚：历史学是一门意识形态很强的科学，更何况是研究外国的世界史。向欧美学习历史学的先进成果无可非议，不过这也就决定了我们起初只能当一个学生，由此就导致了诸多问题。过去我们缺乏原始资料，研究成果当然只能是重复、介绍别人的成果，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原始资料了，如果不从理论、体系上创新，我们就只能一直在别人的大厦上添砖加瓦、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提倡在世界史研究中批判“西方中心论”，但目前看很多研究成果只是在哪里把西方写得少一点、哪里把东方多写几句这种技术安排上下功夫，并不能从体系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必须根据研究总结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知识体系，勾勒一个合理的、真实的世界历史发展图景，才能写出真正的世界历史。

  记者：您认为具体应当怎样在学术研究中破除“西方中心论”，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马克垚：我们想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话语体系，既要吸收别人的长处，又要不落入别人的话语中，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比较研究，把多案例进行对比，找到适合世界历史共同的、普遍的道路。同时，理论体系的构建不能仅靠从理论到理论的诠释，也要依托扎实的个案研究，否则理论体系只能流于空泛。

  我在20世纪关于社会形态的几次大讨论中感觉到，应该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特点和规律进行再认识，这种再认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深入研究亚非拉地区的历史，在分别研究中归纳出各自国家的特点，然后再进行综合，总结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就是对西欧历史已经形成的概念、定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重新考察，看它是不是科学的抽象，是不是真的符合西欧的具体情况，然后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出共同特征，才能真正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史的范围内考察，我们在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中，往往把历史划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这样固然有教学上的方便，可是也使我们的视角不够全面。应该真正从全世界的历史看问题，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圈子，提出一些西方人自己也提不出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建立自己的世界史学科新体系。

  当然，比较研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事件往往还搞不清楚，何况把要比较的对象都搞清楚。如果只盯着比较表面上的相似性而强行比附，弄不好还会东拉西扯、裁剪事实，所以我不主张初学者进行肤浅的比较研究，而是建议从一些自己熟悉的、有理论性的题目入手。起初可以进行单独的国家、民族历史研究，当对研究对象有了深入把握，再去进行宏观上的比较，最后根据大量的个案比较构建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不是一个人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工作，应该集合相当多的志同道合的人，进行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才可以取得一些进展。

  记者：您刚才提到“西方中心论”认为东方各国无法靠自己走上现代化道路，加强有关现代化进程的世界史研究，想必也有助于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

  马克垚：确实如此。近代以来许多西方人认为非西方世界是没有历史的、停滞不动的。到了20世纪初，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承认非西方世界也是有历史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但仍有许多学者认为，虽然第三世界国家有自己的历史，可它们就是发展不到资本主义，自己实现不了现代化，换句话说还是要依附于西方，或是按照西方的路线来实现现代化转型。如果对世界近现代史加以研究就会发现，一些依附西方、仿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如很多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从19世纪就开始进行，至今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

  我们编写世界史，在这方面回答的不外就是两种问题，一是欧洲社会是怎样完成向现代化的过渡，为什么能完成这一过渡？二是非欧洲社会是否完成了这一过渡，为什么没能完成这一过渡？因为历史研究只能从既定史实出发，所以比较的方法只能是拿完成了工业化的欧洲模式和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非欧洲来比较，看看我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完成现代化、工业化，究竟和欧洲的道路有什么不同。在这个过程中，还必须克服以欧洲的工业化道路为标准的看法，建立起全世界的工业化道路的理论体系，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是能够深化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多极化时代，第三世界国家、金砖国家等冉冉升起，我们必须用世界的眼光观察历史，仔细研究各个国家、民族对世界发展的贡献，在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中探寻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汲取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并揭示出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这样也有助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中，区分好哪些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哪些是基于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建立起真正世界性的现代化理论，同时也就会明确认识中国的现代化特色。

  记者：您对世界史学科发展有怎样的展望？

  马克垚：人类对世界历史的重新审视应该说早已开始，欧美人构建的延续数百年的知识大厦已经受到挑战。20世纪80年代，阿拉伯裔美国学者萨义德就点明“东方主义”是西方人构造出来的思维方式，充满了西方的文化霸权，一时间引发巨大反响，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构造世界历史的问题。这几年，打造中国的世界史学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流派等呼声很高，大部头通史、国别史、专题史相继出现，似乎我们正在世界史坛上高歌猛进，窃以为这也许正反映了我们时下普遍存在的一种急躁情绪。学问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们的学派是否存在不是自封的，也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要在交流中获得别人的认可。缺乏一流专家、没有一流著作，如何能让学术界承认你是一流呢？当我们的学者能够构建出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有足够能力引领国际学术界的思想和理论，才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完成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确实能看到世界史学科的进步。而且近几年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增强，更多的人有了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自觉，这样的例子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领域中，在日常生活中也广泛存在，如去年年初很多人主张把龙年翻译成“Loong Year”，而非“Dragon Year”，就体现着国人对话语权重构的尝试。当然，破除“西方中心论”不是摒弃一切西方概念、理论，更不是说发表否定一切西方历史的奇谈怪论，而是要秉持着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冷静分析现有的概念，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的世界史学者既要做好学术研究，也要承担知识普及、国际传播的社会责任，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书写真正的反映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世界历史，在国际交流中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记者张德莹隆）